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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随即，他调阅了李逸尘入选东宫伴读的记录。

    大唐东宫伴读，虽品阶不高，却非等闲可得。

    需才学通过考核，家世亦需“清流官宦之后”。

    李逸尘的“陇西李氏”身份，恰好满足了这最低的门槛。

    记录显示，三年前，十八岁的李逸尘通过了东宫设置的考核，其成绩位列中游，不算出众，但也合乎标准。

    然而，李君羡在翻阅相关度支档案的零散记录时，发现了一处细微的痕迹。

    大约在李逸尘入选前后，其父李诠名下的一处位于长安近郊、约五十亩的良田被秘密变卖。

    买主似是陇西李氏主家的一位管事。

    同时，李诠还曾向国子监同僚短暂借贷过一笔不大不小的款项，不久后便还清。

    一切迹象都指向一个事实。

    为了儿子能得到这个伴读的职位，李诠倾尽了一半的家财，并很可能通过家族中某些管事的门路，进行了打点和运作。

    这在当时，对于李诠这样的家庭而言，无疑是一场倾尽所有的豪赌。

    他将家族重返荣耀的最后希望，寄托在了儿子身上。

    李君羡又调阅了东宫内陇西李氏丹杨房籍官员的记录。

    确实有数位官职从詹事府主簿到率更寺丞不等族人供职东宫。

    品阶皆高于李逸尘的伴读之职。

    李逸尘在其中，无论从官职、年资还是日常表现看，都处于最边缘、最不起眼的位置。

    为进一步确认，李君羡派出了两名经验老到的属下，分别接触了李逸尘幼年的启蒙先生以及几位仍在长安的少时同窗。

    得到的反馈大同小异。

    李逸尘少年时确比常人聪颖些，读书用功，但绝非什么惊才绝艳、过目不忘的神童。

    性情偏静，不喜争斗，与同龄人交往也不算活跃。

    启蒙先生捻着胡须回忆半晌，最终肯定地说：“此子循规蹈矩，能守成，非开拓之才。”

    至此，李君羡对李逸尘及其家世的初步调查告一段落。

    结论清晰。

    李逸尘出身一个日渐没落的士族边缘家庭，其父为其谋得东宫伴读一职，指望其光耀门楣。

    而李逸尘本人，入东宫三年，表现平平，才能中庸，背景干净得近乎透明。

    从任何角度看，他都与那个能搅动风云、教授太子惊世学问的“高人”相去甚远。

    接下来，李君羡将目光投向了赵铁柱、赵小满父子。

    他调阅了将作监的匠籍档案。

    赵家的情况，是典型的唐代官府工匠世袭模式。

    隋唐时期，工匠身份有官匠、民匠之分。

    官匠隶属少府监、将作监等机构，身份世袭，编入特殊户籍，不得随意脱籍改业。

    他们定期为官府服役，承担宫廷、官府所需的建筑、器物、军械等制作任务。

    服役期间可获得微薄报酬或口粮，但主要生活来源仍需依靠自身的民间经营或授田，负担沉重。

    档案记载，赵铁柱的祖父，在前隋大业年间便已在将作监下属的工坊担任工匠伙计。

    属于最早一批被纳入官匠体系的家传匠户。

    其父承袭父业，技艺精熟，尤擅铁器锻打。

    到了赵铁柱这一代，依旧是子承父业，在将作监挂名服役。

    赵铁柱继承了家传的手艺，在铁器锻造上颇有火候，但因不善钻营，家境一直清贫。

    在将作监也始终是个埋头干活的普通匠人，未能获得“直官”之类的管理职位。

    唐代将作监的工匠体系庞杂。

    除少数技艺高超的杰出匠人可享受官员待遇外，绝大多数匠户地位低下，生活困苦。

    他们不仅要完成官府的徭役性劳作，往往还需自行设法弥补生计。

    赵家便是这庞大底层匠户的缩影。

    赵小满，作为赵铁柱的独子，自出生起，他的名字便注定要登记在匠籍之上。

    未来几乎必然要接过父亲的工具，成为一名官匠。

    他们的境遇转变发生在约大半年前。

    太子李承乾开始涉足工部及将作监事务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效率、鼓励实务的政令。

    其中一条，便是打破部分资历限制，擢拔有真才实学的工匠担任基层管理职务。

    正是在这股风潮下，技艺扎实、为人本分的赵铁柱被太子属官发现，破格提拔为将作监丞。

    虽品阶低，却意味着身份的改变和俸禄的增加，对赵家而言，无疑是天大的恩惠。

    而赵小满，也因其在工匠手艺上展现出的、远超同龄人的灵性，从而获得了跟随东宫属官读书识字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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